第1章 蔗蔸 地下芽与根系结构

一 宿根再生从保留下来的茎基部开始

生产上常把地下茎基部、附着的芽以及相连根系统称为蔗蔸。为了调查清楚，本书把三者分别记录：茎基部是承载节位和储藏组织的结构，芽是新梢的发生部位，根系承担吸水、吸收矿质养分和固定植株等功能。“宿根”是栽培方式的名称，不能据此把新梢理解成由普通根段直接长出。[1, 2, 9]

蔗蔸的外形不是固定的。原始栽植位置、培土、土壤冲刷或沉降、前几茬的发芽部位和切割方式，都可能改变地下节位相对现有地面的分布。调查芽深时，应以当次真实土面为参照，并另外保留原始种植和培土记录；只写“地下5厘米”而没有参照面，容易造成技术执行偏差。

图1-1强调需要同时保全的结构。某个地下芽未被割刀直接切到，并不能说明蔗蔸没有受损：茎基部可能被撕裂、拔松，输导连接可能受到影响，根区也可能遭到碾压。反过来，地上残桩整齐也不代表地下根芽健康。作业质量应通过挖蔸和后续出苗共同检查。

田间比较应先确定“同一个调查单位”。一蔸可能有多个上一茬收获茎基，且每个茎基上有不同节位的芽。按蔸计数、按茎基计数、按米行长计数是三种不同口径，应在记录表中写明，不能在计算时临时混用。

二 芽位与芽的状态要同时记录

看到一个芽眼，只能证明这个位置存在可辨认结构。要判断其后续生产价值，还要检查芽体是否完整、是否已经伸长、是否遭受虫咬或腐烂，以及与周围组织的连接是否保持。对尚未萌动的芽，外观检查往往只能作初筛；必要时用培养观察或经验证的活性检测补充判断。

本书建议以形态状态记录芽，避免把所有未出土芽都记为“未发芽”。下表是调查用的操作分类，正式试验应先统一照片示例和判定人员。培养温度和时间须另行注明，不能用过短培养期把缓慢萌动的芽判死。

上述分类中的“疑似失活”不能随意并入死芽，也不能从分母中删除。若处理组比对照组更容易挖出完整芽，单纯以可见芽为分母就可能抬高处理组的萌动比例。因此，应同步报告调查蔸数、可辨认总芽数、受伤芽数和无法判定芽数。

芽位与根系存在联系，但“芽越深越好”不是可直接采用的结论。某些芽位可能有较好再生能力，却需要更长的出土路径；某些切割方式可能去除上位芽，同时损伤更深的组织。评价切割位置时，要同时保留芽的数量、活性、根系恢复和后续群体四项信息。

样品照片应至少包含完整蔗蔸、带标尺的侧面和需要说明的局部。拍摄前记录原有土面，在清土过程中保护芽体。病蔸和正常蔸最好在同一天、同一地块取样；来源不同的两张图片，可以用于识别，不能构成处理效果的直接对照。

三 既有根系与新根的衔接

甘蔗新植种段可先从原有节部根原基形成种段根，随后新梢基部形成与新梢相连的根系。[1] 宿根田已经保留了上一茬形成的茎基和根网，其再生不能简单套用新植种段的全部时间表。尤其不能假定收割时旧根全部死亡，或用“有旧根”推断其吸收能力完全不变。

田间判断应围绕功能展开：有无新根发生，根尖是否持续生长，根与土是否保持接触，根区是否有水且通气，以及植株能否维持后续生长。把根挖出来拍照只能获得部分信息。土壤含水量、洗根损失、取样土层和取样位置不同，都会改变肉眼看到的根量。

澳大利亚研究先比较20个品种的根系性状，又在温室中对5个品种进行人工限制分蘖处理。减少分蘖并未使根质量占全株质量的比例明显增加，植株会调整每个分蘖的节根数量和单位根质量对应的根长。[9] 这提醒我们，苗数与根量之间不是固定的一对一关系。该结果也不能直接当成田间疏苗增产建议。

挖根比较应采用相同的取土尺寸和深度。若只挖到30厘米，结果应称为“0—30厘米取样层根系”，不能写成整株全部根系。记录根重时，需区分每蔸、每根有效茎、每平方米地面或每立方厘米土体；不同归一化方式可以给出不同排序。

现场先保留原位信息，再清洗根系。土壤块、压实层、地下水、轮迹与根的相对位置，常比一张洗得很干净的根系照片更能说明限制因素。

四 真实显微图能够说明什么

根横切面可以把肉眼难以区分的组织显示出来。表层、皮层和维管柱的比例，提供了结构差异的线索；是否提高吸水能力、是否耐涝以及是否增产，还需要对应的功能测量和田间结果。组织面积较大或图像看起来更完整，都不应直接转写为“更高产”。

这组真实切片来自室内种段试验。研究在培养第12天取根，取样位置距根尖3厘米，并进行石蜡切片观察。[4] 因此，它可以用于认识甘蔗根的组织构造和品种差异，却不能作为“微喷磷钾改善了田间宿根根系”的图片证据。图注必须同时写出材料、处理、时间和取样部位。

读图先看比例尺，再看取样位置。距根尖不同距离的组织处于不同发育阶段；同一处理若只挑选最好看的切片，也会产生偏差。比较处理时，应预先规定取样部位，保留独立植株重复，并对组织尺寸进行统计，而不只展示一对代表图片。

显微图中的空隙可能来自组织本身，也可能受固定、脱水或切片过程影响。病原定位还需要特异染色或分子检测等配套证据。组织损伤、病原存在、功能变化和田间损失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证据应逐层对应。

本书对图1-2只作形态说明，不从转载图中重新估算未报告的绝对尺寸。原论文方法和结果对样本数量的表述存在需进一步核实之处，故不据此重建精确统计检验。后续若安排新的田间切片试验，应保存取样清单、原始图和量测记录。

五 切割深度试验中的根芽与产量关系

云南开远试验采用YZ081609，在雨养砂壤土条件下比较地表、地下5厘米和地下10厘米三种人工切割；每处理3个重复，小区30平方米。[2] 下表保留原文均值和显著性字母，以说明“有效茎更多”和“产量更高”需要分别检查。

字母仅在同一茬次、同一指标内比较；有共同字母者差异未达到原文Tukey检验P<0.05标准。本表列均值，不转写原文表1中未单独说明类型的“±”值，不自行补造标准误或置信区间。

该研究说明了收获位置、根系和群体之间值得联合考察的关系。它采用清土后精确人工切割，其结果不能直接变成所有机械割台都必须入土5厘米的操作规定。本文不据单个地点给出统一切割深度。

原论文2021年更正补充了图例，并将一处根体积单位改为cm³/m²。[3] 本书已核对该更正；本表不涉及被更正的根体积数据。

六 从结构检查转向田间诊断

当一段蔗行没有出苗时，第一步应判断地下是否还有完整蔗蔸和可辨认芽。如果蔗蔸被拔走，补水或追肥不能恢复已经缺失的器官；如果芽存在但处于未萌动状态，则应继续检查温湿条件和活性。如果芽已伸长而未出土，问题可能在于出土路径或后续损伤，诊断方向又不同。

建议同时查看正常段、异常段及两者交界。只取最严重的死蔸会夸大整块田的损失，只取看起来完整的蔗蔸又会低估问题。剖蔸调查是破坏性操作，取过样的位置应作标记，不能继续作为不受干扰的测产样段。

病害检查尤其需要避免把“矮、小、黄”直接等同于某一种病。宿根矮化病可能缺乏可靠的外部特征，诊断应结合适当检测。[11] 本章所列状态只是入口，病害确诊和防治将在第四篇逐种展开。

一次调查完成后，应留下可复核记录：地块和样点、品种及茬次、收割日期、调查日期、土面位置、蔗蔸照片、芽分类、根系与轮迹、近期水肥和天气。这样，下一次出苗调查才能回答损伤是否继续扩大、存活芽是否转成正常苗，而不只是又拍一组照片。

本章的生产含义是先确认再生基础，再选择促进措施。健康蔗蔸、可用芽和能够恢复功能的根系，共同决定后续管理能发挥多大作用。具体灌排、病虫防治和机械调整，应针对已经识别的限制环节实施。

第2章 从芽萌动到有效茎的连续过程

一 芽启动之后还要完成多个环节

宿根建群既包括地下器官的恢复，也包括新生苗逐步建立独立生长能力的过程。芽体萌动、伸长和出土发生在连续时间轴上，但各蔗蔸、各芽位并不同步。对一个处理的评价，既要看同一日期的群体数量，也要看进入各阶段所需的时间。

图中根区环境、品种和器官状态相互影响。补水可能解除水分限制，也可能在排水不良处延长缺氧；芽先伸长也不必然意味着新根同步建立。因而“处理后几天看到了芽”只是时间序列中的一个观察点。

记录发育阶段比只写收后天数更有解释力。两个地块都在收后第20天，若一个已出苗、另一个仍在土中萌动，同期施肥或松土的作用对象就不同。本书同时保留日历日期、距收割天数和形态阶段，不以其中任一项替代另外两项。

二 储藏物质为早期生长提供资源

新梢尚未形成充分的绿色叶面积时，生长需要利用保留组织中的储藏物质。储备的数量、能否动员以及向新生组织的运输，都值得测量。田间蔗茎糖分高，并不能独立证明每个地下芽能够获得同样多的可用资源；需要分清采样部位和测量对象。

印度研究以CoS 97264种段比较黑暗与明暗交替条件，在出梢后的0—21天测量糖和相关酶。节间干物质分别减少约25%和20%，显示母体储藏组织在新梢建立中被动员。[5] 这是种段生理研究，不是对现存田间宿根增加外源糖或肥料的增产试验。

来源：[5]原始研究摘要。未取得完整原始数据，故不补写处理间显著性、误差范围或田间产量。

根与芽的可溶性糖浓度也可能呈不同变化方向。Zheng等的室内研究中，ZZ2芽组织的可溶性糖从第0天9.64 mg/g降至第4天5.33 mg/g，ZZ9对应值从2.70升至16.80 mg/g。[4] 浓度升降同时受到输入、消耗、组织生长和含水量影响，不宜将某一时间点“糖多”直接判断为萌芽能力强。

若要验证微喷磷钾是否改变储藏物质利用，建议在相同芽位、相同时间取得独立样本，同时记录组织鲜重、干重或含水量、糖和淀粉。只测浓度而不测组织量，会把组织失水造成的浓缩与实际物质增加混淆。不同检测方法得到的数值也应分别整理。

矿质营养影响植物代谢，但施入磷钾并不等于已经证明储藏糖更多地运向地下芽。要建立这一解释，至少应看到可重复的组织或代谢变化，并把它与芽、新根以及最终产量对应起来。对于缺乏这些配套测量的试验，书中保留“促芽效果观察”，不预先指定唯一机制。

三 芽与根可能不同步发展

原试验为27℃、相对湿度75%的黑暗培养，材料为离体种段。[4] 图像直观显示芽和根的发育进程不同；这些培养天数不应直接用作冷湿、干旱或机械收获田的出苗期限。

四 用成对指标避免只看芽的偏差

在同一项ZZ2和ZZ9试验中，第3天芽萌发比例为75.0%和25.0%，第6天为100%和91.7%；到第12天，平均种段根数分别为13.375和35.125。[4] 芽萌发较早的材料并非在根数上也占优势。这个结果适合用来说明需要同时观察芽和根，尚不能据此判定哪一个品种的田间宿根产量更高。

数值按原文结果段转录。上述指标不是田间出土率；根数的计数对象按原文种段定义。表中未给这些数值另加推算误差线。

田间管理可以据此提出更完整的问题：芽已启动后，是否仍有供水不足？出土苗是否很快形成正常新根？新根是否伸入能够供应水肥的土层？苗数增加后，植株是否出现更强的竞争？这些问题应通过连续调查回答。

建议把出土苗数量和新根状态组成同一张记录表。在独立的取样区挖取代表植株，记新根发生部位、数量、长度和病伤情况；在保留的固定样段记录苗数和存活。两类观察时间对应，测产区则保持不受挖样干扰。

实际出苗还受到土层和表面条件影响。一个已伸长的芽，可能被结皮、厚湿残叶或过深覆土延迟出土。此时只统计地表苗数会低估地下已经发生的生长，单纯增加肥料也未必解除阻力。后续覆盖和机械作业章节将按地区讨论这些条件。

根芽协调没有可以直接套用的统一比值。不同品种、温度、含水量和计数方法，都会改变根数与苗数的关系。先建立本地健康对照，再比较处理造成的变化，比借用其他试验的一项根数阈值更可靠。

五 激素变化提供机制线索

芽萌动受到内部调节，也受到资源和环境影响。生长素、细胞分裂素、赤霉素、脱落酸及其他信号不是各自独立的开关。同一类物质在不同组织、阶段和品种中的作用可能不同，取样范围也会改变检测结果。

Zhao等以GT29和Badila进行温室截茎研究，材料在种植110天的拔节阶段接受处理，于第0、1、3天取茎基组织，每个时间设置3个生物学重复。GT29在截茎后3天内观察到再生芽反应，Badila在该观察窗内未表现同样的再生反应。[6] 研究比较了激素和转录变化，但其幼龄温室材料不同于成熟田间蔗蔸。

另一项XTT22离体芽研究将发育分为休眠、萌动、膨大、伸长和第一片新叶五个阶段，取芽体进行测量。[7] 将芽体测值与整段茎基测值直接比较，会混入不同组织比例。即使两项研究对同类激素观察到不同方向，也不应只挑选其中一项作为所有品种的通用解释。

激素含量与萌芽同时变化，是机制研究的一步。若要证明某条途径决定萌芽，还需要合适的干预、功能验证和重复试验。单纯检测到差异，不能推导出“向田里补这种激素就会高产”；施用剂量、吸收、降解、组织到达量及其他效应都没有由相关性自动解决。

本书在生产对策中会把生长调节措施列为需要具体产品和条件验证的项目。基础灌排、保蔸、根区环境和健康种源仍应根据田间诊断处理，不能用某一分子指标替代这些检查。

六 从分子变化到田间结论的距离

转录组可显示哪些基因的表达随发育发生变化。XTT22研究以休眠期为参照，萌动、膨大、伸长和第一片新叶阶段分别检出5926、5813、9548和10226个差异表达基因。[7] 这些数字说明检测到的表达差异范围，不是萌芽能力的分值，也不是“基因越多表达，产量越高”的证据。

对于种植者，更有意义的是研究能否把分子变化与可测的田间过程连接起来。例如，某些变化是否先于芽的伸长出现？是否在多个品种中复现？对该过程进行干预后，根系和幼苗是否同时改善？这种改善能否在不增加严重竞争或倒伏的条件下维持到收获？

因此，本书采用分层解释。组织切片用于显示结构；化学和生理检测说明物质或功能的变化；分子数据帮助提出路径；对照试验检查处理效果；多地点、跨茬测产评估生产适用性。一个层次的结果可以指导下一层的试验，却不能省略后续验证。

图像也遵守同样的原则。根尖、细胞或病原的真实照片可以让现象更清楚，但图片本身没有自动提供样本量、发生频率和处理效应。说明机制时应同时写明观测了多少独立样本、如何选择代表图，以及哪些关键环节还没有测量。

七 早期苗数与最终有效茎

甘蔗群体随时间发生变化：新的分蘖加入，同时部分植株因竞争、病虫、环境或作业损伤退出群体。早期苗多可能有利于较快形成群体，也可能在后期通过死亡或单茎变轻被部分抵消。评价重点应是形成适宜的收获群体及其单茎生长。

澳大利亚Bell等在Bundaberg以及新南威尔士州两个地点研究残叶和水分管理。三个地点均未发现3.5个月时的苗数与收获成熟茎数之间有显著相关；Bundaberg还未发现早期苗数与最终产量的相关。[8] 这是一项具体环境下的结果，并非声称早期建群永远不重要；它说明早期苗数不足以独立证明增产。

跟踪应从清楚的对象开始。若在某一天标记了已经出土的新梢，可以追踪这一批新梢的存活率；但之后出现的分蘖应作为新增群体另记。用收获总茎数除以某次早期苗数，可能同时包含新增和死亡，得到的只是数量比，不一定是个体存活率。

同样，收前挖蔸观察过的芽若已经被取走，就不能再把下一次不同样点的出苗数视为这批芽的转化结果。证明某一批地下芽贡献了多少有效茎，需要专门的定位和追踪设计；一般生产调查更适合报告单位行长的出苗过程及最终茎数。

管理措施是否值得采用，还取决于稳健性。同一处理在一块缺水田里有效，在水分充足田里效果小，并不矛盾。正式推广应描述有效的条件，以及未显示收益的条件，而不是只保留最高的一次增产数字。

八 收前微喷磷钾方案的研究问题

已有田间观察提出：收前约一个月进行微喷，在水中加入每亩1公斤磷酸二氢钾和2公斤硫酸钾，地下芽可以在收割前萌动。对这一观察，首先应补齐品种、茬次、天气、土壤水分、用水量、施用次数和肥料标签，并确认所说用量是一次用量还是整个阶段的总量。

本书把需要验证的主张依次拆开。第一是处理是否改变萌动时间或萌动芽数；第二是这些芽经收割后是否仍存活；第三是早期优势是否保持为更多有效茎；第四是当季及下一茬综合收益是否提高。四项可以有不同答案，不能由第一项直接推定第四项。

“还未出土”是位置描述，不是免受伤害的证明。割刀入土、车辆压行、拔蔸和收后中耕，都可能接触地下组织。若灌水使收获时土壤过湿，还应检查机械通行和压实问题。是否存在这些影响，应由实际土壤和作业数据判断。

肥料效应的归因需要额外设计。组合中磷酸二氢钾同时提供磷和钾，硫酸钾同时提供钾和硫；组合与单一材料比较时，总养分和盐浓度往往一起变化。生产试验可以先检验配方是否有收益，机制试验再设置等钾或更完整的平衡营养处理。

本篇不为该方案预填增产率，也不指定未经本地验证的灌水浓度。后续水肥篇与试验篇将依据实际标签、水量和田间条件展开。当前可立即开始的是建立收前基线、设置清水对照并保留完整的跨茬记录。

第3章 出芽率与产量如何测量

一 先写清分子 分母和时间

“出芽率提高10%”至少存在三种可能含义：萌动芽占调查芽的比例增加了10个百分点；地表苗数相对对照增加10%；或者比对照提前达到某个出苗水平。三者不能互换。每个指标必须同时说明对象、分母、日期和判定方法。

一般宿根田很难无损查清全部地下芽，因此不能简单以地表苗数除以估计芽数，得到一个看似精确的“田间出芽率”。生产比较可以优先使用单位行长出苗数、出苗蔸比例、缺株段比例和最终有效茎密度。地下芽抽样结果作为独立的解释资料。

同一天挖取不同蔗蔸得到的萌动芽比例，是横断面的样品状态；持续追踪同一批苗得到的存活率，是队列结果。二者回答的问题不同。若想估计早期地下芽到收获茎的转化，需要设计能够维持对象身份的专门试验。

二 布点与固定样段

试验开始前应画出地块、蔗行、灌溉分区、坡位和运输路线。将明显不同的环境放入区组或分别试验，可以减少把土壤差异误认为处理差异的风险。区组内处理位置随机安排；共用一条不可分开的灌水管路时，实际处理单位通常是整个灌溉分区，而不是其中每一株甘蔗。

固定样段应覆盖具有代表性的田内位置，并排除预先规定的边行、地头和取样破坏区。实际生产的地头若是研究对象，则应单独设层调查，不能先排除地头再宣称代表全田机械损失。每个样段有唯一编号，量清行长、行距及对应净面积。

调查频率应与实际生长速度匹配。本书建议试验至少包含收前基线、收割后损伤检查、连续出苗期、分蘖期和成熟收获。萌动较快时可以缩短早期间隔，冷凉季节则延长跟踪。固定写成“第7天必须出苗”会混淆环境差异。

重复次数应依据地块变异、可接受的最小差异及处理规模确定。3—4个区组可以作为小规模探索试验的讨论起点，但不是保证统计效力的标准。若一块处理区里调查了20株，这20株仍可能只是一个处理重复下的子样本。增加子样本不能替代增加独立重复。

照片记录尽量固定方向、距离、光线和标尺。全田俯视图帮助理解空间分布，近景说明具体症状，地下剖面显示结构；三者相互补充。图像用于计数时，需用人工核验样本评估漏检和重复计数，尤其要注意残叶遮挡和苗簇重叠。

三 从有效茎数计算到实测产量

在同一净收获范围和同一净蔗口径下，产量由收获茎数与平均单茎重量共同决定。设有效茎密度为N根/亩，平均净单茎重量为m公斤/根，则估算净蔗产量为N×m公斤/亩。这个关系用于检查数据是否自洽，正式测产仍优先称量完整净测产区。

若随机抽取的单茎样本只包含直立、粗壮、易取的茎，平均单茎重会偏高。病弱茎、倒伏茎和断段是否计入，应与实际收获与称量范围保持一致。采用逐小区全收称重，通常更容易避免把茎数样本和重量样本不匹配的问题带入结果。

糖产量需要先辨认“糖分”的具体定义。田间锤度、蔗糖分、汁液指标和糖厂采用的可回收糖率并不相同。不能将任意一个百分数乘以蔗产量，就当成商品糖产量。跨国比较先保留原文指标名称和计算规则，能够统一时再换算。

计算例：某个假设处理的有效茎从6000根/亩增到6600根/亩，平均净单茎重量却从1.20降至1.05公斤，则估算产量从7200降至6930公斤/亩，下降3.75%。这些数字只演示算术，不是实际试验结果。它说明茎数提高10%不必然增产。

产量还应区分田间可收获量、机械实际收集量和进厂净蔗量。若一种处理增加倒伏或漏收，其田间生物量可能较高，而实际销售量未相应增加。机械损失研究与促芽研究最好使用能够衔接的测量口径。

四 日本品种试验展示的群体与产量关系

日本种子岛2015—2018年的品种试验，为理解有效茎与产量提供了连续茬次数据。Harunoogi与NiF8的结果分别按新植、第一宿根和第二宿根汇总，平均所覆盖的年份数并不相同。[10]

新植为2015—2018年4年均值，第一宿根为2016—2018年3年均值，第二宿根为2017—2018年2年均值。原文采用含品种固定效应及年份、地块随机效应的模型；两茬宿根蔗产量的品种差异P<0.001。糖产量按原文定义保留。

该案例说明应把群体和单茎放在一起看。它支持在当地条件下评价品种宿根能力，不能用来证明某种肥料具有相同增产效果。跨年平均的茎数乘以跨年平均单茎重，不必严格等于原文的平均小区产量，不能据此强行改动原始数据。

五 增产幅度 误差与统计显著性

相对增产率按“处理产量减对照产量，再除以对照产量”计算，并乘以100%。对照必须写出名称、实际做法和原始产量。相对不施肥增产、相对常规施肥增产以及相对等水量清水增产，分别回答不同问题。

比例的变化应区分百分比和百分点。假设某指标从60%变为72%，增加的是12个百分点，相对增加为20%。这仍是计算示例。报告时最好同时列出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原始比例，读者就可以识别比较口径。

统计显著性不能代替生产意义。样本很大时，小到不足以抵偿成本的差异也可能显著；样本很小时，看起来可观的增产可能仍缺乏足够精度。书中优先呈现效应大小、变异或置信区间、重复设计和经济结果，原文没有报告的项目不自行补造。

同一批蔗蔸连续留宿根，适合比较跨茬表现，但年份天气与茬次同时变化。若没有合适设计，不能把第二茬低产全部归因为宿根年数。多年试验应尽量保留处理区身份，并用能够考虑区组、年份及重复观测的分析方法。

机制分析也要防止反向推断。根量与产量正相关，不等于增加任意一种根都必然增产；更旺盛的地上生长也可能向根部供应更多同化物。要判断方向，需要时间序列和能够区分路径的试验。

六 建立可复核的最小记录集

一本书中的试验表要能够追溯到原文；农场自己的试验也应做到每个数字可回到具体地块、日期和测量记录。没有这些基础，几年后无法判断一次增产究竟来自配方、降雨、品种还是收期变化。

电子记录建议同时保留原始值与换算值。例如原文是吨/公顷，整理表保留该列，再增加公斤/亩；原照片和图表重绘文件各自保留。这样可以检查单位换算，也可以在原文更正后定位受影响的数据。

对于收前微喷方案，水量与肥料量必须逐次登记。每亩同样3公斤肥料，溶入不同水量，施用浓度和湿润范围并不一样；单次投入与累计投入也不能混用。若实际受到降雨补水，应保留降雨记录，不能只比较人为灌水量。

前三章建立的共同标准，是把器官状态、群体动态和收获结果连接起来。以后每一项天气、机械、水肥或植保措施，都应回答相同的测量问题：保护了什么、改变了哪个阶段、最终带来什么结果，以及这一结果在什么条件下能够重复。

第4章 低温霜冻与高温

一 区分萌动变慢与不可逆损伤

低温首先改变发育速度，严重或持续胁迫才可能造成组织损伤。空气最低温不能直接代表地下芽温度；覆土厚度、蔗叶覆盖、土壤含水量、坡位、风和低温持续时间共同决定蔗蔸经历的温度。仅用“低于某个气温就冻死”解释整块田的缺苗，容易把机械损伤和积水混在一起。

萌动延迟的芽在条件改善后可能恢复；坏死芽不能靠增加肥料复活。解剖后颜色变暗只是一项线索，还应观察组织硬度、腐烂边界、培养恢复和邻近正常蔸。灾后立即用一次出苗率决定翻耕，可能低估仍有活性的芽；无限期等待也会错过补苗和更新窗口。应在本地适宜生长条件恢复后按固定间隔复查。

二 管理应围绕芽位微环境

寒凉地区厚覆盖有时延缓土壤升温，炎热干旱地区覆盖又可能减少蒸发。覆盖的效果应在同样收期、同样水分下测量，不能把一个气候带的结论写成所有蔗区的规则。美国路易斯安那的收后残体试验显示，处理时机影响糖产量，具体数据见第24章；这属于温度、水分与残体共同作用的田间证据，不能分拆出一个纯粹的“升温增产率”。[17]

防霜喷灌与常规微喷促芽是不同的作业问题。不能因为收前微喷有助于补水，就推断任意小流量喷灌都能防冻。设备供水连续性、蒸发冷却和结冰条件需要专门设计。本书不把未经当地验证的微喷措施列为防冻规程。

证据界限：本次未取得可跨品种通用的地下芽致死温度与持续时间组合，故不列统一临界值。机制解释以植物温度反应和田间测量原则为基础，需用当地品种校准。

第5章 干旱积水与极端天气

一 水不足与氧不足需要不同处理

缺水时，芽膨大和细胞伸长受限制，旧根与土壤的接触也可能变差；积水时，根区气体交换受阻，根的呼吸和吸收受到影响。两者都能表现为叶黄、长势弱和缺苗，但前者可能需要补水，后者首先需要排水。看到蔗叶萎蔫就灌水，可能加重已缺氧的低洼田。

检查应沿坡位和沟渠展开，同时看表层、芽位与更深根区。表面干燥不能排除下层滞水；雨后表面有水也不能说明整层根区已经获得均匀补水。暴雨过后记录淹水起止、泥沙覆盖、蔗蔸冲刷和排水出口是否畅通，避免只保留一个总雨量。

二 泰国试验显示干旱时段影响后续恢复

泰国一项含6个基因型、4个重复的裂区试验，在新植及第一宿根中比较充分灌水、3—6月龄停止灌水和1—6月龄停止灌水。停止的是人为灌水，期间仍可能降雨。第一宿根前6个月降雨加灌水分别为975.33、601.37和443.95毫米；全年分别为2163.03、1789.07和1631.65毫米。[19]

下面按原表列出跨基因型平均株高增长速率。旱后部分阶段增长恢复较快，并不意味着前期损失被完全弥补。比较产量时仍须追踪有效茎和单茎重，不能用恢复阶段的一段高增长速率证明“适度干旱增产”。

同一列有共同字母者按原文LSD法P<0.05未检出显著差异。不同月份之间不凭这些字母比较。以上是试验报告值，不是灌溉定额。

澳大利亚湿土与残体管理研究还提示，建立期苗数和最终有效茎的对应关系并不稳定。[8] 因此，灾后恢复试验应至少保留到收获；尚未完成收获的“恢复率”，应按阶段性结果报告。

第6章 土壤结构与根区物理环境

一 根系需要水分通气和可穿透的土层

宿根多年固定在同一行上，土壤变化具有明显空间差异。蔗行、行间、轮迹和转弯地头的容重、孔隙和入渗状况不能混合成一个平均值后解释缺苗。土壤过密可能限制根伸长，也可能通过降低入渗和排水间接造成干旱或渍水；疏松过度又可能破坏根土接触和承载能力。

压实诊断要记录含水量。贯入阻力受土壤干湿影响很大，同一地点雨前雨后读数变化不一定代表压实程度发生同等变化。不同土质之间也不宜直接采用同一个容重阈值。应将轮迹与蔗行分别取样，并结合根系分布、土壤剖面和作业史判断。

二 松土不能只按作业深度评价

深松可能降低局部阻力，也可能切断根系、损伤地下芽并使湿土涂抹成更致密的界面。对正在建立的新宿根，操作位置和土壤水分与深度同样重要。只有在明确存在物理限制、机具能够避开主要根芽且有恢复水分时，才值得先做小区比较。

评价应同时记录作业后即时伤根、短期新根恢复、入渗变化、后续成茎和产量。若只展示松土后更松的土块，就无法回答是否增产。巴西控制交通研究提供了保护根区的证据，详见第10章；其结果支持先减少新增压实，不等于证明所有宿根田都应每年深松。[13]

本书不设统一“必须深松”的容重或阻力阈值。生产决策应采用当地土质、测量方法与根系反应的对照标准。

第7章 根区化学环境与土壤生物

一 养分不足与根系不能吸收应分别判断

土壤中有养分，不等于根系能够吸收；叶片发黄也不只由缺肥引起。酸度、盐分、根病、积水和低温都可能改变养分有效性或吸收。宿根追肥前，应综合土壤检测、叶片诊断、肥料历史和健康状况，避免在病根或缺氧根区继续叠加盐负荷。

酸性土的改良需要酸度与缓冲能力资料；石灰需求量不能仅由pH一个数字推算。盐分诊断要注明电导率的提取方法，因为饱和糊状浸提与不同比例水土浸提的读数不能直接使用同一阈值。怀疑钠影响结构时，还需检查交换性钠或相应指标，不能把“盐多”和“钠害”视为同一问题。

二 微生物变化需要功能证据

根际微生物参与有机物分解、养分转化和病原竞争，但某类群相对丰度增加，并不能直接解释产量增加。测序中的相对比例受到其他类群数量变化影响；“有益菌更多”的结论需要鉴定、绝对量或功能测定支持。根系更旺盛也会改变分泌物，从而反过来改变微生物群落。

对于菌剂或有机投入，先核验菌株、有效含量、产品批次和施用环境，再比较其是否在目标根区存活，是否降低病原或改善营养，最终是否产生经济增益。实验室平板抑菌不等于田间防病；单点田间增产也不能证明所有土壤都适用。第26章给出验证框架。

本章属于诊断与试验方法综述，未将任何通用菌剂或土壤调理剂赋予固定增产百分比。具体肥力阈值应按当地检测方法和校准试验使用。[1, 20]

第8章 留桩高度与切割深度

一 切口位置改变保留组织与损伤机会

收割留桩高低会改变保留的节位、芽位和残留茎组织，也会改变刀盘触土、夹带泥沙和撕裂蔗蔸的机会。地表不平、蔗蔸上浮和前期培土会使同一机器设定对应不同实际切深。因此，不能只记录机器标称高度，应沿行测量切口相对当时土面的真实分布。

第1章列出的云南试验中，地下5厘米人工切割在两茬宿根都取得较高产量，但地下10厘米并未继续提高产量。[2, 3] 这是一项具体品种、土壤和人工切割条件的结果，不足以推导“机收统一切入地下5厘米”。机械高速切割、土中石块和轮压可能改变收益与损伤的平衡。

相对变化为本书按四舍五入均值计算，不是新增试验；显著性见表1-3。地表与地下10厘米的产量差异在原表未达显著。

二 以切口质量和后续表现校准机具

现场应检查切口整齐度、裂口长度、拔松、蔗蔸移动以及土中芽是否仍连在健康组织上。刀片磨损、前进速度、刀盘转速和地面仿形共同影响切割质量。参数调整应由设备人员按机型操作要求进行，并在短段试割后挖蔸验证。

对手工收获和机械收获分别建立验收样段。在同一田里选择原有蔸密度相近的行，记录收前状态与收后损伤，再留出固定样段调查出苗。若切得更低同时增加了拔蔸，就不能只把产量变化归因于芽位。

第9章 破蔸拔蔸断根与芽损伤

一 地下芽未出土也可能受伤

地下芽确实可能避开一部分地面以上的割刀接触，但仍可能受到刀盘切入、蔗蔸扭转、拔起、挤压和土壤剪切影响。萌动后伸长的新梢与未萌动的紧缩芽，机械敏感性也可能不同。因此，用户试验中的“未出土不会伤芽”应改写为待检验假设，并把实际损伤列为主要观察指标。

损伤有直接与间接两条路径：芽体缺失或断裂会立即降低可用芽数；茎基部和根系损伤可能破坏水分供应，并为部分病原侵入创造条件。伤口并不自动等于感染，病原存在也不一定解释全部损失。取样时要分别记录伤口、病原与后续坏死的时间顺序。

二 受伤后的补救应以保活为目的

轻微损伤田先恢复适宜水气条件，避免再度碾压；严重拔蔸且缺少健康芽的区域，单纯追肥不能补回群体。若出现扩大性腐烂，应取病健交界组织诊断。不要将所有伤口统一涂施未经验证的混合药肥，尤其不能以消毒为由破坏残存嫩芽。

机械伤害评价宜用收前、收后短期和出苗后三个时点。收前抽样确定芽状态，收后抽样记录新损伤，固定非破坏性样段追踪成苗。若只在收后比较“活芽数量”，容易把原本差异与新增损伤混淆。

黑穗病人工伤口接种试验显示，不同品种的伤口与抗病反应存在交互，但不能将其感染百分比直接套用到机收田。[18]

第10章 车辆碾压与土壤压实

一 压行与压土需要分别测量

轮胎直接压在蔗蔸上可能造成结构破坏，轮载作用于行侧土壤则可能形成根区压实。二者可以同时出现，也可以单独发生。调查时记录轮迹与蔗行的重叠长度、地头转弯、土壤含水量、车辆装载和通行次数，才能解释同一机组在不同田块的效果。

巴西一项车辆意外碾压试验分别研究黏质和砂质田块。黏质条件下产量显著降低，砂质田块未检出相同产量效应；试验未发现出芽缺失或分蘖指标的显著变化。[14] 这说明轮压损失不一定在最早期苗数中显现，也说明不能跨土质直接搬用损失率。

参照为1.50米单行非控制交通系统；根系在2015/16季调查。产量列是绝对增量，不能写成增产百分比。双行处理同时改变空间配置，不能把全部差异归于自动导航。

二 把交通组织前移到种植和更新阶段

固定行走带需要行距、轮距、机具幅宽和收运方式相互匹配。仅安装导航而保持不匹配的车辆和行距，仍可能压蔗。新植或更新时统一规划最容易落实；现有宿根田则先减少压行、限制湿土作业和地头反复掉头。

载荷调整还要考虑效率与总通行次数。单次装载减小但通行大幅增加，未必降低累积扰动。记录单位收获量对应的通行次数、压行面积和燃油工时，才能比较管理方案。机具停工与恢复作业的判断应依据承载力和实际轮陷，而非全国统一的降雨毫米数。

第11章 收后作业的收益与二次伤害

一 每一道工序都可能同时产生收益与损伤

清理残体、破垄松土、施肥开沟、培土、除草和补苗，目的各不相同，但都可能与地下芽和新根发生空间冲突。应先检查上一道收割已造成的损伤，再安排下一道作业。固定按日历连续进机，可能在土壤过湿或新芽正好伸长时扩大损失。

收后作业窗口由土壤承载力、芽状态、杂草阶段和设备可用性共同决定。把所有操作集中在一次通过中，可以减少部分交通；但机组过重、作业部件互相冲突或埋压新芽时，也可能适得其反。应比较完整作业系统，不能只比较通过次数。

二 以最小必要干预安排顺序

先解决排水和明显交通问题，再根据芽苗和根区状态判断是否需要土壤作业。对于没有确认压实或结皮的田块，不宜把松土作为必需程序。养分、水分和植保也应基于诊断分区执行，避免用一套强干预措施覆盖所有地块。

作业试验应保留“现行常规”对照，并把人工、燃油、设备折旧和延误风险计入成本。若一种处理略增产却需要多次进机，农场净收益可能下降；若减少一道作业而产量相当，则也可能形成有价值的改进。

本章是作业组织建议，不提供统一的增产率。第8—10章的试验说明，切割和交通对产量的效应依赖于土壤、机具、品种及后续环境。[2, 13, 14]

第12章 宿根矮化病与其他细菌性病害

一 宿根矮化病不能凭矮小外观确诊

宿根矮化病病原为Leifsonia xyli subsp. xyli。病株可能没有明显特异性外部症状，缺水、缺肥和其他根部障碍也会造成矮化。长期留宿根、带病种源和受污染切割工具使健康管理更困难。诊断应使用经验证的实验室方法，并结合种源、机具流向和地块历史；不能把节部颜色变化单独当作确诊标准。[11]

应对重点是健康种源体系、种苗田检测及切割与收获设备卫生。种苗处理应由具备条件的单位采用经过当地验证的规程；热处理的有效性与伤芽风险同时受温度、时间、材料和设备均匀度影响，本书不提供脱离这些条件的一组通用热水参数。对已系统感染的生产田，补肥可以缓解某些伴随胁迫，却不能当作清除病原。

二 白条病与赤条病的宿根风险不同

白条病可能存在潜伏感染，外观正常并不能保证种苗健康；赤条病的症状和危害程度则受菌株、品种和环境影响。二者均需与真菌病、营养问题和机械伤后腐烂区别。病原名称及地区名称应由当地实验室复核，特别是“白叶”“白条”在生产口语中容易混用。[15]

发现疑似细菌病后，先标记地块，停止将其作为种源，保存病健配对样品及机具经过记录。调查相邻田时应从健康区向疑似区进行，并按设备适用规程清洁处理。是否提前结束宿根，取决于确诊结果、病株空间分布、可保留群体和下一茬预期收益，不宜只凭一株病蔗翻掉整田。

本次核对的资料主要支持病因、传播和健康种源管理，未取得可以通用于各地的防治增产百分比。引用技术指南不等同于已完成当地措施效果试验。[11, 15]

第13章 黑穗病

一 病原侵染芽与宿根群体损失

黑穗病由Sporisorium scitamineum引起。典型黑色鞭状结构可帮助识别，但芽早期感染时未必出现该结构。病株细弱、分蘖异常与有效茎损失之间还受品种和环境影响。调查应将病蔸率、病茎率和病鞭数量分开记录，不能以一个病鞭等同一蔸或一根有效茎损失。[15, 18]

预防以适合当地的抗病品种和健康种源为基础。发现病鞭时按当地植保规程控制孢子散播并处理病株，操作顺序避免把病原带往种苗田。高风险田继续留宿根的价值要单独评估，不能仅因总苗数多就认为群体健康。对药剂或种苗处理，只采用当地登记并经核实适用的措施。

原试验4个重复；比较方法为Fisher保护性LSD，显著标准P=0.01。人工接种结果不能当作田间自然发病率，也不能预测某台收割机的感染率。

二 显微证据解释屏障与品种差异

研究将显微观察与转录组分析结合，显示不同品种和接种方式下的病原定殖程度不同。[18] 伤口接种可能绕过一部分外部屏障；部分品种仍保持较低定殖，提示抗性不只由芽外形决定。生产上可以据此重视减少伤芽和筛选抗性，但不能仅凭某个候选基因表达升高就宣布获得田间抗病增产。

第14章 赤腐病萎蔫病与茎基腐烂

一 茎内变色需要病原和组织证据

赤腐病通常与Colletotrichum falcatum有关；茎内红色及其间的浅色区域是诊断线索，但颜色本身不能排除其他原因。萎蔫和茎基腐烂是症状集合，可以涉及不同病原及复合胁迫。宿根收割留下的茎基和根系既可能携带病原，也可能在干旱、积水或伤口后出现继发腐烂。[15]

取样应包含病健交界处，不要只送完全腐烂、已被杂菌占据的组织。病株、邻近外观正常株和相同土壤条件下远处正常株组成配对样本，有助于判断病原检出与症状之间的联系。需要致病性验证时，由具备条件的实验室完成，不能把一次分离到的真菌自动认定为主因。

二 把种源防控和生产田处置连接起来

一旦确认可能由种苗携带的重要病害，应立即取消病田供种用途，并追踪同批种苗去向。局部病蔸清除能减少部分病源，但其效果取决于病原生态、潜伏感染和邻区传播，不能替代抗病品种和健康种苗体系。重病田更新时要同时考虑残体、灌排和轮作作物适用性。

对于拟保留宿根的田块，分别记录健康蔸、疑似蔸和明显死亡蔸。补苗只能补充空间，若继续使用带病材料，可能延续问题。试验还应纳入当季与下一茬的病情，而非只比较施药后一段时间的叶色。

不同国家的赤腐病菌群和品种抗性可能不同。未获得本地鉴定与试验前，本书不把国外抗病等级直接作为国内品种推荐，也不为“萎蔫病”统一指定一种药剂。

第15章 根部病害与土传病害复合体

一 根腐与物理障碍常相互叠加

根系褐变、根量少和蔗株易拔起，可能来自根病、线虫、食根虫或缺氧，也可能同时存在。先在完整土块中观察根系分布和损伤位置，再进行洗根、病原和虫体检查。只送一把洗净烂根，往往丢失最重要的现场信息。

澳大利亚Pachymetra根腐病由Pachymetra chaunorhiza引起，是具有明确地区背景的根部病害。其厚壁繁殖体可用于土壤检测和风险评估，抗性品种是当地管理的重要组成。[15] 本书引用这一案例说明“土壤检测加品种选择”的路径，不据此认定中国某块弱苗田发生该病。

二 土传复合问题通常需要跨茬治理

对土壤中长期存在的病原，仅处理地上症状往往不能持久。抗性品种、健康种苗、适宜轮作、残体管理与物理环境改善需要结合，但每项措施的效应必须分别或通过因子试验验证。轮作作物是否是目标病原或线虫的寄主，应先核实；不能把所有豆科作物都称为“消毒作物”。

土壤检测结果也应按方法解释。不同实验室的提取量、培养方法和计数单位可能不同，未经校准不能直接沿用国外风险阈值。较高病原量与低产相关，仍需考虑土壤类型、品种及根区环境；否则容易把共存现象误写成单一因果。

本章不提供Pachymetra的跨地区统一阈值或灭菌处方。检疫性、外来或尚未确认的病原，应通过当地植物检疫与诊断渠道处理。

第16章 病毒病与植原体病害

一 黄叶花叶白叶不能混为一病

花叶症状可以涉及不同病毒；黄叶既可能与甘蔗黄叶病毒有关，也可能由营养、根系或环境胁迫造成。白叶病和丛枝状异常可涉及植原体，其传播与种源、媒介昆虫及地区生态有关。应分别记录叶色、条纹、分蘖、节间、病株分布和虫情，再以经验证的检测方法确认。[15, 23]

系统感染的材料不宜作为健康种源。对于病毒或植原体，控制媒介只能减少某些传播机会，通常不能使已经系统感染的蔗蔸恢复为无病种苗。健康种苗生产需要检测、繁育隔离、材料处理和后续田间监测共同完成；脱毒处理后仍需复检。

二 泰国健康种苗体系的可借鉴部分

JIRCAS与泰国相关机构的白叶病管理资料强调健康种苗繁育与供给、快速检测和组织培养等环节。[23] 可借鉴的是完整的种源链，而不是把某个检测工具当作田间治疗。LAMP等方法适合特定检测用途，但阴性结果仍受到采样部位、季节、病原分布和方法灵敏度影响。

生产上建立母本、扩繁和商品田的批次联系，保留每次检测与去向，才能在出现病情时追踪。病株清除的时机和范围、媒介监测方式及更新策略要按当地流行情况确定。清除后仍需调查新发病株，不能用一次拔病株后的低病率直接证明长期控制成功。

本次未取得可对所有白叶病地区适用的统一防治增产数据。第28章将泰国种源体系与当地肥水试验分开讨论，避免把不同研究的效果相加。

第17章 其他病害与相似症状鉴别

一 叶部病害多通过光合和植株活力影响宿根

褐锈病与橙锈病主要伤害叶片，其对下一茬的影响通常需要通过当季生长、储藏状态和跨茬表现来验证，不能直接写成“锈病杀死地下芽”。梢腐或畸形顶叶也需结合组织检查与病原鉴定。病害造成的减产、药剂保护效果和宿根出芽率是三个不同终点。[15]

凤梨病类种段腐烂尤其需要区分新植或补苗材料与已建立宿根。若补苗用的种段腐烂出苗差，应按种段处理和环境条件调查；不能把这种证据直接当作完整宿根蔗蔸的主要死亡机制。

二 肥害药害和生理性黄化也会形成病样斑块

喷施重叠、药液飘移、局部高盐肥带和灌水不均可能产生沿作业轨迹分布的症状。与传染性病害相比，发生时间及边界形状常提供重要线索，但不能单凭整齐边界排除病害。保存最近一次作业的产品、浓度、天气和设备记录，并在症状刚出现时取样。

病害诊断需把正常衰老、缺素、根区胁迫和病原共同列入候选。不要先认定缺钾，再用施钾后的叶色恢复作为循环证明。一个处理可能同时补水、补盐和改变环境，只有适当对照才能解释原因。

第18章 食根食芽地下害虫

一 挖查虫体比单看地上弱苗更可靠

蛴螬、白蚁、金针虫、蝼蛄和部分地区的水虻类幼虫可伤害根、芽或地下组织，但种类与重要性因蔗区而异。弱苗、倒伏和易拔起只是调查入口；应在受害中心、边缘和正常区采用相同土样尺寸挖查，记录虫种、龄期、密度、取样深度及根芽损伤。[16]

蛴螬类幼虫需要进一步鉴定，不同种的发生期、土层分布与防治窗口并不相同。白蚁活动与木质残体、土壤及水分有关，但看到白蚁不等于证明其造成主要减产。金针虫等对种段和幼芽的影响也应与成熟宿根根系损失分开。

二 防治窗口依赖虫龄和根区可达性

地下害虫处于较深土层或大龄阶段时，一次地表施用未必接触目标。化学、生物和栽培措施的有效性受到虫龄、湿度、土质和施用位置影响。检出虫体后先评估活虫密度和新增损伤，再选择当地允许且经验证的措施。不能以“地下害虫”这一总称配置一套全国通用药量。

生物防治需核实菌株或生防因子、目标虫种和田间效果。澳大利亚对食根害虫的病毒等生防研究，不能写成已普遍可用且保证有效的商品方案。[26] 采用任何新产品都应保留未处理或标准处理对照，同时记录天敌与非目标影响。

第19章 螟虫及其他钻蛀害虫

一 枯心与后期蛀茎对应不同损失

早期钻蛀可能造成枯心和幼苗死亡，后期蛀茎则可能降低单茎质量、糖分或抗倒伏能力。被蛀茎仍可能被计为有效茎，因此只数茎数容易漏掉损失。枯心也可能来自其他昆虫、病害或机械伤，应剖查蛀道、虫粪和虫体后鉴定。[16, 24]

中国和亚洲蔗区常见的Chilo等类群、巴西的Diatraea类群以及南非Eldana saccharina，不能互换发生规律和防治阈值。介绍国外经验时，应先写清目标种、气候和生育阶段，再讨论监测、寄生蜂或其他措施是否有本地试验基础。

二 把监测与作业时机结合

卵和低龄幼虫尚未深入组织时，部分防治措施更有机会接触目标；进入茎内后，简单增加喷量不一定提高效果。性诱监测反映的是特定虫种和阶段，诱到成虫数量不能直接等同田间蛀节率。应结合田间解剖调查和当地验证的预报规则。

SASRI的Eldana资料强调品种、胁迫管理、监测和防治方式配合。[24] 干旱与营养失衡可能改变受害风险，但用灌溉替代所有虫害防治同样缺乏依据。生物防治还需要合适释放时机与质量控制，不能以释放过天敌作为已控制害虫的证据。

第20章 植物寄生线虫

一 根结与根腐症状并不能代表所有线虫

根结线虫Meloidogyne spp.和根腐线虫Pratylenchus spp.等可以损害甘蔗根系，但重要种和危害程度随地区、土质及品种变化。某些线虫可在根内活动，单独检测土样可能低估；某些根瘤或褐斑也需要鉴别。调查应同时收集根和根际土，并按实验室要求避免暴晒、干燥和不适当保存。[15]

线虫数量应注明每克根、每单位土体或每份土样等口径，提取方法和时间也要保存。不同实验室或不同方法的数字不能直接使用相同阈值。虫量低也不能自动排除早期已造成的根系损伤；一次取样应结合生育期和空间分布解释。

二 轮作和土壤改良需要目标种验证

一种轮作植物可能抑制某线虫，却适合另一线虫繁殖。选择轮作作物时，要核实品种与线虫种的寄主关系，并考虑杂草作为替代寄主。改良有机质可能改变根区生态，但不能直接等同“杀灭线虫”。化学或生物产品的使用需依据当地登记与田间证据。

线虫试验常面临田间分布不均。处理前先测初始虫量，按空间梯度设区组；取样时按相同路线混合多个点，同时保留根样。连续宿根研究应比较处理后虫量、根系功能、病害复合及产量，不把虫量下降百分比直接称为增产百分比。

第21章 刺吸式害虫及其他动物危害

一 直接取食与传播病原需要分别管理

蚜虫、粉蚧、介壳虫、粉虱和部分叶蝉或飞虱类可通过吸食造成损伤，某些种还与特定病原传播有关。只有完成害虫与病原鉴定，才能判断是否存在传播关系。不能把所有刺吸式昆虫都称为甘蔗病毒或植原体的媒介。[15, 16, 23]

巴西根部沫蝉Mahanarva fimbriolata是重要的地区性案例。其若虫与根区环境相关，残体和湿度管理可能与发生相互作用。此类经验用于认识区域差异，不应据此认定中国蔗田中的泡沫或弱苗就是同一种害虫。

二 经济阈值是随条件变化的决策值

巴西2004—2005年两块田、6个重复的研究，按当时投入价格估计根部沫蝉的经济损害水平。不同试验和防治处理得到约1.7—3.2头/米的数值。[25] 这些数字反映特定品种、收期、价格和防效，不能成为2026年所有蔗区的统一开药阈值。

阈值需要把预计损失、防治费用、价格、防效和作用速度连接起来。生物防治起效较慢时，行动时点可能早于观察到严重损失时；但这仍需当地监测体系支持。鼠害和牲畜践踏同样应记录实际损伤面积与边界，不能把田边损失平均外推到全田。

本书保留历史阈值作为方法案例，不列历史药量作为当前用药建议。具体登记、禁限用要求和人员防护应在实施前按当地最新规定核验。

第22章 收前收后水分衔接与微喷管理

一 收前灌水同时影响本茬和下一茬

收前补水可能改变地下芽和根区条件，也可能改变成熟、糖分、倒伏风险与机收土壤承载力。判断是否值得实施，需要把本茬糖产量和收获作业一并纳入。若为促芽把田块灌得过湿，随后轮压损失抵消苗数优势，就不能认定方案成功。

微喷的名义出水量不等于芽位获得的水量。冠层截留、风漂移、喷头堵塞、行间遮挡和土壤入渗差异都会影响均匀度。应布设接水容器，并在喷后检查不同位置和深度的土壤含水量。叶片湿了不能证明地下芽已经得到适宜补水。

Lucknow，2003—2005及2004—2006两个周期，研究涉及收前约1个月立蔗灌水与施钾，报告66 kg K/ha。此处为元素K，不能误写成66 kg K₂O/ha。已核对原始摘要，未取得完整设计和全部数据表；对照原始均值、重复数及水量不自行补造。

二 这项研究支持继续试验而非直接套方

按报告的均值计算，施钾灌水比单独灌水的蔗产量高约6.01%，糖产量高约7.89%；这是本书的算术比较，摘要不足以确认这两个直接比较是否显著。相对原对照15.21%的增产不能全部归给钾，因为单独灌水也有响应。[12]

用户方案采用磷酸二氢钾和硫酸钾，包含磷、钾以及伴随离子，肥源与剂量条件不同。试验需有等水量清水对照，记录收前芽萌动、收后伤芽、有效茎和糖产量。对于灌水次数或单次水量尚不明确的部分，本书保留记录项，不代替用户补写。

灌水量以立方米/亩和等效毫米同时记录：1立方米/亩约等于1.5毫米水深。是否足够应由根区水分、蒸发耗水和有效降雨判断，不以“淋到叶片滴水”为标准。

第23章 磷钾氮营养及施肥方式

一 先明确元素单位与产品标签

氮磷钾的作用各不相同，缺少其中一种可能限制生长，但超过作物需求继续追加不保证增产。磷和钾肥标签常以P₂O₅、K₂O表示，研究有时使用元素P、K。比较国际试验与农场配方时必须统一单位，再考虑肥源、施用位置和时机。

用户提出每亩磷酸二氢钾1公斤、硫酸钾2公斤。若产品标签分别为0—52—34和0—0—50，则一次合计P₂O₅为0.52公斤/亩，K₂O为1.34公斤/亩，折元素K约1.11公斤/亩，即16.68公斤/公顷。这仅为标签假设下的计算；实际产品含量、纯度及累计次数须以实物标签和记录替换。

二 土壤供钾改变叶面补钾的效果

泰国KK3第一宿根试验采用2×7因子、3个区组，土壤供钾为0与75公斤K₂O/公顷；5月龄进行不同叶面处理。[20] 这里的“0”是该土施处理不加钾，不是土壤本身没有钾。各叶面肥含有不同伴随元素，不能将其差异全部归于钾。

原试验蔗产量存在显著交互作用，而有效茎数对土施、叶面及交互作用均未检出显著差异。它直接提醒我们：补钾的结果依赖基础营养，产量变化也不一定来自有效茎增加。该试验是5月龄叶面施用，不是收前地下促芽试验。

K0、K1分别为不土施钾和土施75 kg K₂O/ha；同一产量指标跨14组合比较，共同字母表示Duncan P<0.05未检出显著差异。蔗产量土施主效应P=0.17、叶面主效应P=0.07、交互P<0.01；糖产量相应为0.79、<0.01、<0.01。

三 用量浓度时机和位置分别控制

三公斤肥料溶于W立方米水，总肥料质量浓度为3/W克/升。W为1、5、10、20时分别为3、0.6、0.3、0.15克/升；这些是计算示例，不是安全浓度标准。溶解性、灌溉水硬度、混配沉淀、叶面滞留及根区盐分均需检查，必要时先做小范围兼容性与作物反应观察。

氮肥应服务于完整生育期需求。为追求收前地下芽提前萌动而随意增加氮，可能影响成熟与作业安排。收后氮磷钾施用应结合土壤检测、目标产量、前茬投入和当地推荐，并把养分总量计入跨茬收支。

第24章 蔗叶覆盖杂草与土壤表面管理

一 覆盖的收益随气候和排水改变

蔗叶覆盖可影响蒸发、温度、入渗、侵蚀、杂草和生物活动，也可能在寒冷潮湿条件下延缓建立或改变害虫环境。管理对象应是残体数量、分布和时机，而非简单的“全部保留”或“全部清除”。可以比较行上移开、行间保留等方式，兼顾芽的出土通道与土壤保护。

美国路易斯安那跨第一至第三宿根的研究表明，不同时期处理残体的结果不同。[17] 下表是糖产量，不能误标为原料蔗产量。历史焚烧处理作为试验结果介绍，不构成本书对焚烧的推荐；实施必须符合当地规定，并优先评估机械移行等替代方式。

表内绝对差由原文均值或摘要直接比较；并不表示每一个两两比较均显著。试验包含不同土壤和宿根茬次，不能把汇总值当作本地田块预测。

二 覆盖和杂草管理应共同评价

覆盖可能压制部分杂草，但难以替代所有杂草管理。多年生地下器官杂草、行间大株杂草和补苗空档需单独调查。除草要避免药液接触敏感芽苗、重叠喷施和飘移；机械除草要防止切根和埋苗。具体产品、作物阶段及剂量必须按当地登记执行。

南非Pongola称重蒸渗仪研究中，覆盖处理的季节蒸散量平均比裸地低约21%（新植）和12%（第一宿根），蔗产量差异未显著。[22] 试验仅3个蒸渗仪、每种处理一个，独立重复有限。蒸散减少不等于水泵取水量必然同比下降，更不能同时声称固定节水和固定增产。

第25章 品种种源补苗与更新轮作

一 宿根能力应按多茬经济产量评价

品种的芽数、分蘖、根系、抗病性、抗倒伏与糖分共同影响宿根表现。高苗数可以弥补单茎较轻，也可能在环境受限时形成较高死亡率。选种应优先使用本地多点多茬资料，核对收期、病害和机收适应性；某国高产材料不能直接作为另一气候区的推荐。

日本Harunoogi与NiF8的连续试验已在第3章列出。Harunoogi第一宿根蔗产量117.2吨/公顷，NiF8为71.9；第二宿根分别109.7和74.6。[10] 这些差异展示遗传材料的重要性，但跨年汇总不能分解出单一“多芽基因”的贡献。

二 补苗不是所有缺株的经济答案

缺株长度、空间分布和原有群体补偿能力决定补苗价值。小而分散的空缺可能被邻蔸利用；长段连续缺株则更可能形成稳定损失。补苗应使用健康适地材料，保证水分与管理同步，并记录成活和最终贡献，不能以补下去的株数代替有效补足量。

更新或轮作的决策需要比较继续留宿根与替代方案在同一时间范围内的净收益。轮作可能改善某些病虫、杂草或土壤问题，但其效果取决于作物寄主关系与操作；不能把轮作定义为无条件消除土传病害。新植同样存在建立成本和失败风险。

第26章 综合防治生物投入与生长调节研究

一 综合管理首先解决主要限制因素

一块田可以同时存在干旱、压实和病虫，但增产应先识别最限制群体建立或单茎生长的因素。把灌水、菌剂、叶肥、调节剂和深松一次全部加入，即使产量提高，也无法确定哪部分必要；投入过多还可能降低净收益。

综合管理可以分为基础卫生与种源、环境和交通控制、监测诊断、针对性干预以及效果复核。组合试验需设置常规对照和关键单项处理，检验是否存在协同或抵消。不能把分别来自不同国家的增产百分比相加，宣布综合方案的预计增产率。

二 微观机制不能替代田间效应

第2章的转录组和激素研究可提出候选通路，但离体芽、温室截茎与田间宿根有明显差别。[4, 6, 7] 用外源材料影响某条通路可能同时改变其他生理过程，剂量反应也可能非线性。因此，从基因表达推导产品配方，需要独立的功能验证、剂量试验和跨茬评价。

对新投入可采用分阶段筛选：先检查材料与作物安全及可操作性，再开展小区试验，获得稳定效果后做多点扩大。扩大试验应保留标准处理，记录失败和无效地块。只有正结果的展示田不能估计农户采用后的平均收益。

第27章 中国不同蔗区的应用条件

一 按水热地形和收获系统划分问题

中国蔗区内部差异很大。广西部分丘陵雨养田、云南不同海拔田块，以及广东海南等不同水热与台风背景的蔗田，不能使用同一灌水、留桩和留宿根年限规则。分区应依据实际低温、干旱、排水、土层、机具与品种，而不只依据省界。

云南开远切深试验为本书提供了直接宿根产量证据。[2, 3] 它说明有必要研究芽位和根系，却不是全国机收深切规程。对本地推广，应至少增加机收条件、不同土质和多个品种，并同步记录破蔸与压实，避免只复制最高产处理名称。

二 建立可比较的本地试验网

同一方案在多个县或农场使用时，要统一肥料单位、收获口径和出芽定义，但保留土壤、天气和机具差异。以田块为验证单位，用同田随机区组减少背景偏差。不同农户各做一个处理，不能直接将农户数量当随机重复。

用户微喷配方宜先在有供水、排水和正常收获条件的地块验证。若地点、品种、剂量频次和水量尚未确定，则不能给出本地最优操作日程。本书第32章提供可以直接填入这些参数的试验方案。

第28章 印度与泰国的研究对策

一 印度冬季宿根研究重视建立期衔接

Lucknow收前立蔗灌水施钾研究与用户思路接近：在本茬收割前改变根蔸营养水分状态，观察冬季起始宿根。[12] 其价值在于把收前管理和下一茬连接起来。但研究地点、剂量、肥源和水分背景与用户方案不同，原始摘要也不足以还原全部操作规程。

印度研究中的66公斤元素K/公顷，约相当于79.51公斤K₂O/公顷；如果把它误读为66公斤K₂O，比较配方就会产生偏差。该研究没有在本书已核对资料中证明“磷酸二氢钾加硫酸钾”优于单独灌水的全部机制，因此不能把它作为用户配方的直接验证。

二 泰国同时面对水分营养和健康种源问题

泰国水分试验显示早期干旱对后续生长有持续影响，补钾试验则显示显著交互作用。两者不应被拼接成“先控水再大量补钾必定增产”的方案，因为并未在同一试验中比较这种组合。糖分、株高和有效茎也不能互相替代。

白叶病管理资料另强调健康种苗和检测体系。[23] 一项水肥措施即使提高了短期生长，也不能替代植原体病害管理。推广时应先区分健康群体中的水肥限制与系统感染田的种源问题。

第29章 巴西的交通覆盖与生物防治实践

一 大规模机械收获突出根区保护问题

巴西控制交通研究把行距、轮迹和根系分布放在同一生产系统中评价。[13] 单行控制交通的第3、4次收获绝对产量增量分别为8.2和10.3吨/公顷，双行控制交通相应为18.8和15.7。结果支持系统规划的研究价值，但双行与单行比较包含空间配置差异。

另一个意外碾压研究显示，黏质与砂质土壤的产量响应并不相同。[14] 对中国丘陵或小块田，必须同时评估地形、机具转弯和运输组织；平坦大田的作业模式不能原样移植。

二 残体和害虫管理需要共同设计

保留残体能改变土壤水热和侵蚀，也可能改变部分害虫发生环境。因此，覆盖试验应同步调查虫情，而植保试验也应记录残体。仅因为一种害虫在覆盖田发生，就把所有残体清除，可能带来水土和成本代价；相反，也不能因覆盖有土壤收益而忽略虫害。

巴西沫蝉研究的经济损害水平从1.7至3.2头/米不等，说明阈值本身就是条件性结果。[25] 我们更应学习如何用防治成本、蔗价、预期损失和作用速度计算行动依据，而不是记住一个整数作为永久标准。

第30章 澳大利亚与美国的研究对策

一 澳大利亚强调地区诊断和种源卫生

澳大利亚技术体系为宿根病虫害识别、土壤检测和种源管理提供了较系统资料。[1, 15, 16] 其中某些问题具有明显地区背景，例如Pachymetra根腐病和部分水虻类害虫。引用这些案例应写明发生背景，并由当地鉴定机构确认是否适用于新地区。

湿土和残体试验提醒，早期群体差异与最终产量之间不一定保持固定关系。[8] 这对促芽研究尤其重要：一次出苗调查可以说明建立速度，不能替代收获评价。澳大利亚仍在研究某些地下害虫的生防技术，研发项目不能作为已经验证普适的解决方案。[26]

二 美国寒凉收获季的残体时机具有启示

路易斯安那研究比较不同季节的残体处理，表24-1显示休眠前机械处理与全保留的糖产量均值不同，而春季焚烧可能产生损失。[17] 可借鉴的是把温度、休眠或恢复阶段和处理时机纳入设计，不是将历史焚烧处理作为通用农艺。

佛罗里达UF/IFAS的宿根矮化病资料强调诊断和清洁种源。[11] 美国不同州也有不同的病虫、气候和生产制度；把路易斯安那残体结果与佛罗里达病害管理合并介绍时，必须保留各自地点。

第31章 日本南非与埃斯瓦蒂尼的研究对策

一 日本的品种数据体现多茬评价价值

Harunoogi的案例以新植、第一和第二宿根分别列出茎数、单茎重和蔗糖产量，避免只用首茬表现判断宿根能力。[10] 新植4年、第一宿根3年、第二宿根2年的汇总范围不同，不能把三列当成完全相同年份条件下的单一衰退曲线。

南非研究将灌溉、覆盖和蒸散联系起来；SASRI的Eldana管理资料则强调胁迫与虫害的综合处理。[22, 24] 二者说明管理需同时考虑环境与生物因素，但不能据此拼接出未经组合试验的固定增产承诺。

二 埃斯瓦蒂尼大样本不能替代随机试验

一项2024年发表的研究分析4个商业生产者2000—2014年数据，涉及5个品种、3类土壤水力分组、3个收获季及新植至第7宿根。[21] 它有助于识别品种、土壤和收期与年化产量衰退的关联，但管理差异和历史条件不一定全部消除，不能把模型贡献直接当作因果增产比例。

原文报告N25的年化蔗产量随茬次下降斜率为−2.74，N36为−1.38，单位按原文年化吨蔗/公顷指标每增加一茬理解。斜率较缓不一定表示绝对产量最高；选择品种还应比较起点产量、糖分和经济性。原文N23部分数字前后不一致，本书未将其纳入数值比较。

国际比较应学习研究设计与决策方式，同时保留地域限制。本书未覆盖全球每一个产蔗国家，也未进行可穷尽所有文献的系统综述；所列为已核对的重要案例。

第32章 田间试验设计与跨茬验证

一 先把用户方案写成可检验的问题

核心问题是：收前约1个月，微喷加入每亩磷酸二氢钾1公斤和硫酸钾2公斤，是否在等水量条件下增加健康地下芽萌动，并在经历实际收获后增加下一茬有效茎、净蔗和糖产量，同时改善两茬合计净收益。这个表述包含促芽、存活、成茎、产量和经济五个连续环节，任何一环都不能被前一环代替。

目前缺少地点、品种、宿根茬次、实际水量、施用次数、产品标签和收获方式。本书将用量记为“拟试验事件的产品量”，要求实施前明确是单次还是整个月累计。若要多次施用，应先确定累计总量，不能未经设计将每次都加同量视为原方案。

T1—T4构成两种产品有无的2×2因子；T0是另设的常规参照。各处理后续基础施肥原则一致，并记录总养分。该设计不能把MKP中的磷与钾作用完全分离；若研究元素机制，需要增加等钾或等磷对照并处理伴随离子差异。

二 区组独立供水和收获隔离决定试验质量

建议先按地势、土质和原有群体划分4个区组，每区组包含5处理并独立随机排列，共20个小区。4重复是起始设计建议，不是由功效分析得到的保证；正式面积与重复数应结合历史产量变异和希望检出的最小经济差异确定。小区长度与行数须允许实际收割和净区称重，保留边行与喷淋缓冲带。

不同处理必须能独立计量和控制供水，避免侧向径流、喷头重叠和串肥。若设备只能整条主管统一处理，该主管或独立供水单元才是处理随机化单位，不能把同一条主管下的多个测点当作独立重复。机收、运输和称重也必须保留小区身份。

三 预先规定主要终点和异常处理

建议主要农艺终点为下一茬净蔗产量与糖产量，主要经济终点为当季加下一茬增量净收益；有效茎数是关键解释指标。地下芽萌动率、伤芽率、新根和土壤水分作为过程指标。先约定主要比较T4对T1和T4对T0，避免试验结束后从很多指标中挑选唯一显著结果。

暴雨、堵塞、串肥、机械故障和漏收均应记录。不能因为某小区产量低就事后删除；按预先规则处理，并同时说明包含与排除异常值时结论是否改变。若发生全田洪水导致处理失去区别，应报告试验受限，而不是把剩余几行当作原设计继续作显著性检验。

地下取样会破坏蔗蔸，必须安排在专门样段，不能在最终净测产区反复挖蔸后再比较产量。照片、显微样品、检测结果和产量数据使用共同的小区与样品编号，建立可以追溯的证据链。

第33章 试验数据整理比较与证据评价

一 先保留原值再计算变化

每个小区保留原始面积、净重、茎数和糖分指标，再计算单位面积结果。均值、标准差、标准误与置信区间各有含义，不能互换标签。对于原文未说明的误差项，宁可不重绘误差线，也不要根据视觉猜测。[2, 20]

有效茎密度乘平均单茎重可以用于解释产量，但正式测产优先采用净区总重。单茎样本需要按预定规则抽取，不能选择最整齐或最粗的茎。跨年平均的茎数与单茎重乘积，未必等于跨年平均总产量，这并不自动说明原表错误。

二 模型应服从随机化和重复层次

随机区组试验应考虑区组；裂区试验的主区和副区需要不同误差层次；同一小区多年观测要处理重复测量相关性。一个小区挖10蔸不是10个独立小区，10张同一根切片也不是10株生物重复。试验设计决定哪些比较有效，不能靠增加测点数量补救缺失的独立重复。

比例数据应保留成功数和总数，便于使用合适的二项模型；严重偏斜计数可能需要计数模型。方法选择应结合样本量、残差和设计，由统计人员复核。未达到显著不等于证明绝对无效，应结合置信区间判断是否仍可能存在有生产意义的增益或损失。

三 汇总国际数据要先判断可比性

本书不计算一个合并的“世界平均增产率”，因为品种、对照、茬次、处理和终点高度不同。切深试验、品种试验与施肥试验分别回答不同问题，把它们放进同一个排名会误导生产。只有干预、对照和结局足够一致，并取得方差和样本量后，才适合考虑正式荟萃分析。

经济计算用增量净收益：两茬新增销售收入减新增水肥、作业、检测和收获费用，再计入可明确归因的损失。若糖厂按质量结算，应使用相应价格规则。盈亏平衡产量为新增总成本除以单位新增净收益价格；价格和成本均须注明日期和来源。

第34章 田间图谱显微图像与机制论证

一 每张图应回答一个清楚的问题

全田图说明分布，蔗蔸剖面图说明芽位与损伤，组织切片说明微观结构，病原定位图说明目标信号所在位置，数据图说明量测差异。这些图互相补充，不能相互替代。真实显微图必须有样品、处理、时间、部位、比例尺与许可；示意图必须明确标注为示意。

本版包含来自开放论文的真实根横切面、芽与根发育图和黑穗病侵染显微图，并使用重绘数据图。没有把生成图片当作病害实拍，也没有用其他试验图片证明用户配方有效。用户方案的处理对照照片和组织证据仍须由其实际试验产生。

二 取样和成像偏差要在拍摄前控制

为每个处理随机选择独立植株，在同一器官位置和发育阶段取样；样品编号可盲化，使制片和量测人员不知处理。每株多个视野用于提高代表性，统计仍须识别植株层次。图像曝光、染色批次和处理软件参数要一致，不通过局部增强或选图夸大差异。

原始文件保留不覆盖，裁剪、亮度或格式转换另存并登记。尺度由显微镜校准与原始比例尺确定，不能用图片显示尺寸倒推组织大小。处理前后不是同一根或同一芽时，应明确称为不同样本的比较。

若出版需要100—150幅实地病虫图和更多地区试验，必须补充具有授权的实拍及原始数据。现有图片覆盖核心机制，尚未形成逐种病虫的完整照片图鉴；本书不以重复图片或无来源图像凑数。

第35章 按症状定位原因的田间诊断

一 先看空间和时间再挖蔸

同一症状可以由多种原因造成。沿轮迹缺苗优先查机械，低洼成片弱苗优先查水位与根区，喷幅整齐黄化先查作业，随机病株扩展则加强病虫与种源调查。这些是取样优先顺序，不是最终诊断。一个地块也可能存在多个主因，应允许分区结论。

先记录收割、灌水、施肥、药剂、降雨和症状出现的时间线，再画缺株分布。随后在受害中心、边缘和正常区分别取蔗蔸、根和土。现场能确认的机械断芽与需要检测的系统病原分开登记，避免一张“病害”标签掩盖全部问题。

二 先采取不会妨碍诊断的纠正措施

排水出口堵塞、断水和明显压行等问题可以先纠正，同时保留样品和原始记录。对病因不明的田，不宜同时追加多种肥料、杀菌剂和调节剂；这样会破坏原因判别，也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必要的小范围对照有助于判断措施是否值得扩大。

诊断报告要写明已确认、较可能和未排除三个层次，并列出下一项最能改变决策的检测。若确认蔗蔸普遍死亡且无健康芽，等待“促芽药”恢复没有生物学基础；若只是低温延迟，则立即翻耕又可能浪费仍可恢复的群体。

第36章 分区生产方案与是否继续留宿根

一 以健康群体和净收益决定留宿根

宿根年数本身不能决定是否继续保留。有些田较早因病虫、压实或缺株失去经济价值，有些健康田能维持更多茬。应将健康有效蔸、缺株分布、单茎潜力、糖分、灌排条件、机械损伤及替代种植成本共同考虑。仅以本次出芽快慢决策，可能忽略后期产量或病原累积。

先把田块划为可直接保留、需要局部恢复、需要进一步诊断和建议更新四类。分区不是固定比例，而是依据调查结果形成。高投入恢复方案应与直接更新比较，不应因为已经投入很多就继续追加无法回收的成本。

二 形成收前到下一次收获的闭环

收前调查决定灌水和收获顺序；收割质量验收决定哪些区域需要恢复；出苗和分蘖调查检验早期措施；成熟与测产决定下一轮保留或更新。把这些记录连起来，才能识别农场自己的稳定增产因素，而不是每年依据一次好看的苗情更换产品。

用户微喷方案应作为这一闭环中的候选措施。若T4比等水量清水显著提高地下芽萌动，但最终产量与经济收益未改善，应如实结论为“促芽但未证明增产”；若增加有效茎同时降低单茎或糖分，则按综合产出决定是否继续；若多点多茬稳定增加净收益，才适合形成限定条件的推广规程。

附录A 病虫害名称与地区核查表

下表用于统一检索和送检名称。中文俗名、分类修订和具体发生分布需由当地鉴定机构复核；列出某个病原或害虫不表示它已在读者所在地发生。

附录B 田间调查与测产记录

空白项用于现场填写，不是缺失的试验结果。建议每个独立小区一份，纸面表与电子原始表使用同一编号。

附录C 取样送检与样品链

先与接收实验室确认样品类型、数量、保存和运输要求。植物组织、活虫、线虫土样及分子检测材料的要求不同，不宜统一冷冻、酒精浸泡或常温晾干。

附录D 国际试验提取与单位核查

附录E 用户微喷试验操作记录

小区排列由实施前的随机化程序生成并保存，不在本书预置一张固定排列作为所有地点的试验图。若无法分区独立供水，应调整设计或明确试验只有示范性质，不能声称取得独立重复的统计证据。

附录F 作业与灾后复查清单

附录G 图像来源与出版补充清单

开放许可说明：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图13-2按原论文开放许可转载，原作者为Meredith D. McNeil、Shamsul A. Bhuiyan、Paul J. Berkman、Barry J. Croft和Karen S. Aitken。图片原作权利及学术归属不因本书排版改变。

附录H 术语与主题索引

参考文献与资料核对范围

检索与核对截至2026年9月27日。原始论文、研究机构试验报告和官方技术资料分别注明；摘要级资料不冒充全文核对。本文为定向证据综述，未登记系统综述方案，未声称穷尽全球全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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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审稿记录与出版准备

审稿性质：本次完成的是AI辅助编写、资料核对、数值复算、论证边界检查及编辑排版复核。未邀请或取得独立农艺、植保、机械、统计专家的实名审稿意见，也未完成出版社的三审三校。因此本版称为全书审阅稿，不称专家审定出版终稿。